从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内物价比战前（1937年6月）上涨了36万亿倍，粮价比战前上涨了47万亿倍，分别比通货增发倍数超过了248倍和324倍。1949年5月21日，上海大米每石价格为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算，买一粒米就需要金圆券130多元。“粒米百元”成为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狂涨的真实写照。

货币贬值后，百姓面对成堆的钞票一筹莫展

恶性通货膨胀与货币崩溃给中行的经营管理带来了不少问题。

一、对中行资本额的影响。

1948年8月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后，中国银行的资本总额6000万元，按300万对1的比率折合成金圆券，仅合20元，根本不能代表中行的实际资本。关于币制改革后中行资本金问题，中行常务董事会做出决议：就本行所有兑换盈余、证券盈余和历年各项提存准备等，共计金圆30800余万元，拨出6000万元，作为资本升值之用，按股平均分配，每股面值金圆100元，共计60万股，合金圆6000万元，即为中行资本总额。

二、存户要求清偿战前存款。

因战争关系，很多银行存户一直未能提取存款。抗战胜利后，因为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存户损失严重，纷纷要求银行清偿存款，并补偿损失。而银行认为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不应由银行负责。

1947年12月25日，政府公布了《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对于战前存款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补偿比例和实际物价上涨的指数相比，相差甚远，引起了存户的极大不满，海外华侨尤为气愤。从以下两个例子中便可看出当时民众存款损失之严重。“存户林庆英等六人，战前定期存款22笔，共计大洋1358万元，根据清偿条例清偿，再以300万比1折合金圆券，存款20年，只得金圆券700多元。古巴归侨麦九根，出于爱国热忱，1946年4月将1200元美金汇入国内，合法币144万元，等到1948年回国收取汇款时，只能折合金圆券0.48元。”

根据福州中行及其所属各行截止1941年12月的统计，其战前存款应清偿的总数就达950亿元法币。由此推算全中行系统应清偿总数，金额之庞大可以想见。

三、钞荒严重，票据泛滥。

通货恶性膨胀后，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了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银行应付提存发生困难，中行各地分行往往要求上海中行接济现钞，而上海分行每日从央行所能领到的现钞数目，还不能满足自身需要。可见当时钞荒的严重情况。物件飞涨，现钞匮乏，作为交易筹码的支票、本票，在市上流通数量随之剧增。据上海中行资料记载，1949年2月，上海票据交换所交换张数为543万多张，3月份猛增到1362万多张，严重影响了票据交换工作的正常进行。

四、不少地方改用银元，给收付业务带来问题。

1949年春，金圆券面临崩溃，不少地区的收付改用银元，但是银行受到规章限制，对该项收付难于处理。中行将有关问题向中央银行请示，却又得不到及时回复。对中行的收付业务带来了一定影响。

从以上几种情况可以看出，在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面临崩溃之际，中国银行的工作处于十分混乱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