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6日，财政部致中行总处快邮代电：“奉主席（蒋介石）面谕，自即日起，所有资源委员会及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行中信、邮汇两局所存外汇，应即悉数移存中央银行。……”一起国民党集团最高当局，凭借权势，攫取银行外汇资金的事件，自此拉开序幕。

抗战胜利后，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加上库存黄金，总共达12亿美元（近9亿美元和600万两黄金），这些财富原本应用来作为充实法币发行的准备金，却被蒋介石挪用来打内战。军费支出浩繁，财政赤字惊人，从1946年3月开放外汇市场，到11月重新限制外汇的八个月中，中央银行出售外汇达4.55亿美元，消耗了外汇储备的一半以上；抛售黄金351万两，占黄金储备的60％。经济陷入混乱状态，政府于1947年2月颁布紧急法令，冻结商品价格和工资，禁止黄金的公开买卖。为了充实政府帐房，蒋介石采用政治高压手段，用“面谕”的形式，想把各大银行的外汇资金移存央行。

中行接到财政部关于外汇移存央行的快邮代电后，即于3月19日，致函财政部，申述移存外汇的困难：

一、中行是政府特许的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办理进出口国际贸易业务，需要外汇头寸周转。

二、政府的海外借款、垫款和外债担保，均由中行代为办理，为维持信用，需准备外汇头寸。

三、外汇移存央行后，央行再将外汇资金存放外国银行，则影响到国家的外汇安全和对外汇的灵活应用。

中行总经理宋汉章也亲自出面与央行磋商，希望能延缓或减少外汇移存。财政部根据银行反映的意见，呈报蒋介石：“三行、两局外汇仍先移存中央银行，并由中央银行量为转存各该行海外行处……”，蒋介石批示“如拟办理”。央行根据财政部的“呈报”和蒋介石的“批示”，召集三行、两局负责人会议，会后将具体处理办法致函三行，大意是：外汇属于央行，各行、局应先将所存外汇移存央行；各行、局要运用外汇，可以向央行透支，而且限定透支的额度只能占移存额度的七成。

中行接到上述通知后，再次致函央行，力陈执行上存在的困难：国外行、处需要随时备付存款，并受当到地政府法令的约束，无法按照规定移存外汇。根据实际情况，中行拟定了变通办法，使得中行国内分支行对国外联行及代理行所开立的存款户，得以继续收付。

1947年8月30日，中行召开第1374次常务董事会，迫于政府压力，会议决议“本行自身所有外汇，遵令全部移存中央银行，所有转帐手续，由本行与中央银行洽商办理”。

财政部长俞鸿钧编制“三行、两局外汇移存央行数额表”呈报蒋介石，其中中行移存4088万美元和565万英镑，分别占移存总数的73.71％和73.24％。但实际上，中行仍未立即办理移存手续。

1948年9月6日，蒋介石借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的活动，在“即席致词”中，勒令各大商业行庄限期向央行申报、移存外汇，并恐吓说“……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帐，不据实陈报存放，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行进一步的措施，予以严厉的制裁”。在这种形式下，中行又于9月18日举行第1400次常务董事会，会议议决同意将6月底自有外汇5058万美元和554万英镑悉数移存央行，并由央行存回中行2800万美元和306万英镑，供中行营业周转使用。

中行是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外汇移存后，业务发展受到了影响。为了中行业务的发展和自身的利益，中行多次从各种角度说明外汇移存的困难，但在高压之下，不得不屈从，外汇最终仍然“移存”央行，成为蒋介石的囊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