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策划组成“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和“中国委员会”，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的“禁运”提案，并在国会通过“巴特尔法案”，以取消美国的对外援助来限制“巴统”成员国为中国运货。 1950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冻结令，公布了《冻结中朝资产条例》，对中国及其国民在美国境内的有形的、无形的动产、不动产和或有资产及其权益进行冻结。

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和冻结后，在美国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程度的对中国实现了禁运，给刚刚恢复和开展不久的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为打破不利局面，银行和外贸部门共同开展了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的斗争。

一、银贸协作开展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

中国银行抵制封锁、禁运，图为繁忙的上海码头

银行和外贸部门建立了联系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交换业务情况、研究外汇收支计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银行大力支持新的对外贸易方针。1950年9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指示各地分支行要扭转“奖出限入”的观念，要树立“大出大进”、“先进后出”的思想，要把进口当作中心任务。1950年下半年，中国银行除了继续办理出口打包、出口押汇等外汇和人民币贷款外，还开展了对进出口厂商开办进口人民币贷款的业务。给进口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其扩大进口规模。

及时清理购买证，以减少损失。为了弄清已开购买证尚未付款的底数，防止美国对购买证及其备付金进行冻结，1950年10月，中贸部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两次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出口公司和中国银行立即核对购买证使用情况，并进行清理，对于1950年12月31日以后付款的美元购买证原则上要予以撤销，实在撤销不了的，进行转口或换开信用证。

二、银贸协作开展抢救物资和复活购买证的斗争。

为了加强抢救物资和复活购买证斗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参加了由华东区贸易部、外贸局组成的“紧急处理进口物资行动委员会”。中行天津分行则成立了三个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各地外贸部门和银行根据进出口物资所处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措施抢救物资。对于在美国冻结前已装船驶往美国途中的出口物资，要求装运船只驶往香港、仰光、新加坡、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等地，由当地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出具担保，将货物卸下，另行处理，收回资金。对于运往中国的在途物资，要卸在加尔各答、孟买、仰光、卡拉奇、新加坡、香港等较为安全的港口，由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代办一切提货、保管和转运手续。

三、改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式和支付方式。

恢复开展易货贸易。为了尽量减少通过现汇进行的交易，防止资金被冻结，物资被管制、扣留和拦截，银贸双方协商在各口岸恢复开展易货贸易。1951年1月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决定，成立以中国银行为主、贸易部门参加、各外汇指定银行为交易员的易货交易所，解决同一易货贸易由不同商人完成的问题。

为配合外贸部门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要求各地分行，凡未成立国际贸易服务部的均要尽快设立，以便从资金上对易货贸易提供支持，并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

改变现汇贸易支付方式。中国银行和外贸部门商定，进口时不再迁就国外出口商先付款，后发货的要求，改成要求国外出口商先发货，货到中国口岸后才付款。为了支持进口结算支付方式的转变，中国银行推出了信用保证书，给予向中国出口的外国出口商出具信用保证书。保证货到中国口岸后付款。

四、采取措施开展反冻结斗争。

增加1950年度外汇支出计划，减少积存。预计1950年末我国外汇积存将达8119万美元，如果外贸部门下半年归还上半年贷款8786万美元的话，则1950年末外汇积存将达到1.69亿美元。为此，中国银行提出下半年给国营进口公司增加7000万美元的进口计划的建议，以消化外汇头寸，同时建议对私营进出口商放宽批汇。

为了减少积存，防范冻结和贬值的风险，中国银行编制的1951年度外汇收支计划，是一个支出大于收入、大量消化外汇积存的计划，计划消化积存5396万美元。同时还采取了尽快将积存外汇购入国内所需物资的方法，以消化外汇头寸。

在反冻结的斗争中，中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外分支行不仅代总管理处和国内联行转移、套换外汇资金，出具信用保证书，换开信用证等，而且大力吸收存款和提供反冻结信息，配合国内反冻结的斗争。

在银贸合作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反对美国的全面封锁、禁运和冻结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抢救了物资，复活了购买证，解冻了资金，输入了包括战略物资在内的大量物资，解决了国内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略物资的需要，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