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自成立起，有近17年的时间履行着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在社会上获得了较好的银行声誉，建立了厚实的发展基础。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相对立。为加强对财政经济的统治，南京政府急于成立中央银行。自从广州、汉口中央银行经历纸币风潮后，中央银行的信用已经十分低落，想要在短期内建立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并见功效，实非易事。中行历史悠久，又深得民众信任，时任财长宋子文想将中行改为南京政府中央银行，要求名称必须使用“中央银行”，政府股份必须多于商股。中行副总裁张嘉璈认为，中国银行已深入民心，一旦改名，必致减弱人民信任，不但无法改变十多年来与政府过于密切的关系，而且中行的基础也将被摧毁无余，于是婉言拒绝。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根基未稳和中行实力的影响，宋子文只得同意张嘉璈意见，另行成立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并保留了货币发行权。

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国银行条例》24条，明确中行经国民政府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此次改组成为中行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参照《中国银行条例》，中行《则例》和《中国银行章程》也进行了相应修改。

当选为中行总经理的张嘉璈，深知改组必将促进中行发展，当时写下了如下一段随笔：“自抗拒袁世凯停兑令起，至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惟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与海关及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场，均足与外国银行抗衡。以中国银行之奋斗经过，推及于民国以来之政治演变，若能早有巩固统一之政府，有完善健全之法律、公共机关，使主持其事者久于其位，在民间私人企业，任其自由发展，则一切循天演公例，努力推进，何事不可追步欧美，甚或后来居上。”

张嘉璈为把中行办成一个近代化、国际化的大银行，能够与外商银行相抗衡，决心锐意改革，于1929年5月27日启程出国考察，1930年3月15日回国。本次考察历时10个月，张嘉璈走访了苏联、法、德、英、美等18个国家，对中行前途影响很大。其中伦敦分理处的开办前后只用了3个月的筹备时间，便于1929年11月4日正式开业，这是中国金融机构迈步走向世界金融中心的开始，意义重大。本次考察还洽定了11家欧洲、加拿大通汇行，17家英国、美国代理行，均属当地一流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为中行国际汇兑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全球的网络基础。此次考察还聘请了四位英、德银行专家，协助中行进行改革和开展工作，效果显著。

改组之后，中行的经营思想和业务方向发生了转变。作为国际汇兑银行，以经营外汇业务作为发展方向，力争在国外多设机构，并与多家国外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业务方针以服务公众，改进国民生活为核心，将业务由面向政府机关转向工商业，努力争取存款，以低利资金扶助大小工商业，促进生产发展。此次方针的转变对今后几年中行业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银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刊登的一则业务广告

中行当时还对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进行了改革，调整总处内部机构设置，撤销总司库和总司券，专设调查部，加强调研工作。调整总处领导层构成，当时中行的主要负责人共有38人，其中曾留学美、英、日、瑞士等国取得大学学位的就有20多人，有国内大学经历的有7人，外籍专家2人，其余9人则是从事金融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

中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期间，业务得到了较快发展，一度成为国内民族金融业的基石，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银行。1936年，中行资产总额达到17.19亿元，比1927年增长了两倍多，钞票发行量为4.65亿元，也比1927年增长了两倍多。1939年，中行存款占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存款总额的57％，贷款余额占四行总额的38％。